世纪之交，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领域分别发生了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许多学者发现：人们对空间的利用是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地区都有其文化特征，空间场所被理解为特别的地理位置，其物质形式伴随着意义和价值。这些认识可以追溯至列斐伏尔和德·塞都的空间生产理论。列斐伏尔声言：“作为对象的，尤其是作为科学的对象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列斐伏尔，p.35）雷米·埃斯教授在列斐伏尔所著《空间与政治》一书前言中概括到：“列斐伏尔期望展示出一种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理论统一性”（列斐伏尔，p.9）。也有学者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包括三个要素：认知的空间（空间的表征）、构想的空间（再现的空间）、生活的空间（现象学的陈述）（艾伦·哈丁泰尔加·布劳克兰德，p.）。如果我们稍稍深入一点理解，“空间的表征”强调的应该是空间的概念化过程，用以指称被建构的作为认知对象存在的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对空间的建构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上的，“空间的表征”以一种“真实的空间”的形式进入认知系统，主导着对空间的研究与想象，但这种“真实”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空间的表征”可以说是由“空间实践”所决定的，但它反过来又会支撑并指导“空间实践”。而“再现性空间”则是对“空间的表征”的反抗与超越，它强调空间本身被人类的亲身经历与体验的实际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再现性空间”存在于“空间实践”之中，但它是对“空间的表征”所呈现的空间秩序的隐秘反抗，是对“空间的表征”的“真实性”的消解或证伪。“空间实践”就是空间性生产，这种生产既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一个城市规模的扩张必然伴随着其所占土地面积的扩大与其组织结构关系的拓展。
都市空间，曾经要么被归结为人们对地理位置的自发使用，要么被纳入社会的整体文化中，空间作为容器，只有通过它的内容才获得存在，也只有通过这个内容才能获得价值。城市扩张不只是空间的生产，还是一种空间的征服与再分配。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类生产的中心，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变为了“空间本身的生产”。作为自然存在的空间，一旦进入人类文明与社会关系的语境，便成为一种社会的产物：这种产物兼有具体与抽象的双向特质，处于一种矛盾的、运动的状态；这种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表现出商品特质。列斐伏尔以社会历史解释空间为起点，到以空间解释社会历史为收束，形成完整自洽的体系。在列斐伏尔眼中，空间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经济性的，总的来说是战略性的，它通过一系列的战略而被人为地建立并规划起来。因此空间并不是均质的。
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和德·塞都对城市日常生活实践的理解不谋而合。德·塞都认为街道上的日常生活实践不允许城市规划者实践完全的理性，这些思想在简·雅各布斯、沙朗·佐金的城市理论中得到了延续。“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与“再现性空间”三者的彼此制衡，构成了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三元辩证法，“社会——历史——空间”达成了某种辩证统一。
另一种城市文化的研究方法是西美尔、波德莱尔、本雅明等人的传统，其中以本雅明最具代表性。有许多作家很喜欢本雅明，因为这位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的怪才，写有难以归类的《单向街》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但也有许多学者不喜欢他，认为其思想深度不能和列斐伏尔相提并论，我以为，本雅明的价值，必须放在他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去考量，才能发现其价值。本雅明城市文化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对城市进行了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反思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城市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本雅明所要讨论的，本雅明还很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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