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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市民活动蒸腾出城市的烟火气。本文作者潘尼在上海封控27天后，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走出了小区大门。在行人几近消失的街头，他看见封控数周的上海变得静默的面貌。
繁华销净，此前不被注意的一些小人物显现了出来。我
我住在上海徐汇区一个建于90年代的老小区里。邻里几乎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眼前给我开证明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就算我戴着口罩，她也一下认出我是住在哪一栋楼的住户。
年春天以来，新冠奥密克戎病株在上海引发疫情。在经历了小范围封控、分片区错开时间隔离后，现在已经很难说清上海是在哪一天进入全市封闭状态。
每天呆在家里，日子像是变成了一道灰墙。封控期间，除了每天由志愿者派发抗原试剂让居民自测感染情况，还会不定时组织核酸测试。人群中，核酸查出“阳性”的人，医院或者方舱。而与之同住、同楼栋、同小区的人们则会面临集中隔离、居家隔离或者转运，具体会经历哪种，视情况而定。一度，上海传出部分地区出现一人阳性后，整栋楼要被集中隔离的消息，被转运的居民们质疑这种大费周章的隔离非密接者是否过度反应，还和转运人员发生了争执。
上海、疫情、求助。3月底，我和很多普通人一样，经常在新闻里看到诸如此类的关键词，大部分的新闻都在围绕着这些词语，阳性无法转运、老人看病无门和每日新增近万人的感染数字让圄于上海家中的所有人陷入焦虑的情绪中。
我总是在每天中午起床，草草吃了点东西后，就能看到楼组长在群内催促大家上传抗原。
不定期，还会通知居民下楼测核酸。测核酸的清早，我会被楼下通知核酸的喇叭声叫醒，然后带着惺忪的目光，拿起一顶渔夫帽，遮盖着泛油的头发，下楼，排进核酸的队伍中。
在上海封控的这段时间里，数次泛起的欲望，让我想要走出去，去记录这个城市。4月22日起，我开始在各大平台注册外卖骑手，最终在上海封禁的第27天成功拿到骑手工作证明，4月27日中午，到居委会申请出行。
图｜封控期间上海街头一隅
她没有过多为难我。确认了我送外卖的身份和暂时不会回到社区之后，她还友善地提醒我，下午一点左右可以跟着小区居民一起做核酸检测再走，保持健康码绿码状态。
我拿着一纸申请回到我的居住地，开始收拾行李。离开小区之后，我就得暂住上海的街头了。
我的行李不多，就一个背包，往里面放了我刚做好的一份便当后，我把一只烤鸡、一些面包和方便面、几瓶水装了进去。为了保证手机不断电，我备了两个充电宝、三个手机。
在小区里做完核酸，我骑着电瓶车从小区里一穿而过。数量不少的大白正忙碌着，小区里还在室外活动的人不多，他们看我的眼神难免带着探问——在这种全小区封闭的时刻，一个看起来正要外出的人就显得格外扎眼。
门卫大叔的眼神也是这样。“侬（你）要去送外卖？”他大概率是将我当做了想要出门淘金的兼职外卖员。毕竟在4月底的上海，无论是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亦或是流传的小道消息里，都觉得外卖员是当下上海市内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
得到我确认的回答后，门卫大叔按开了自动大门，放我离开。
我长舒一口气，故事就此开始。
徐师傅
出了小区门，我往左拐上了一条小路，是背离闹市区的方向。我对我的身份还没开始适应，连上线接单的按钮都没有打开。被放出小区后，第一反应是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我曾经熟悉的地方。
我往桂平路的南面开，向浦北路去。一路上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只有稀稀落落的外卖员骑着车从我身边经过。他们有的穿着制服，这样的骑手车上往往还放着保温箱，一律都带着企业logo。也有骑手和我一样着便装，踏板处放着水果筐就开工了。
我开始在十字路口中央停下，拿出手机拍街景。城市停滞了。瘟疫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封锁了上海这座全国第二大城市。我路过一张张封条、一根根拉起的警戒线，偶尔停下车走到店铺门口，对着张贴着的封条拍下特写。我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作为生长在这个繁华都市的一份子，和我一样的90后，应该都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浦北路边，一家罗森还开着，3个外卖员急着拿货。
“今天生意咋样？”我凑了过去。
“别提了，都是小单，难跑，”其中一位外卖小哥回答完，手机里就跳出来一句话，“订单还有10分钟即将超时”，他匆匆地跨上车就走了。我骑着电动车，继续往上海南站方向去。
图｜罗森便利店门口
30分钟后，我遇到了此行的第一次意外。骑到上海南站附近，我的电瓶车后轮漏气了。封控中的上海，我找不到还在开门的修车店。当时车已经完全开不了了，就算硬骑，整个车会歪歪扭扭地打转，完全找不到方向。我只好推着走。路上，我看到一张电动自行车的罚单，27日上午10点14分，一个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罚款30元。我把它捡起来，放在了一辆共享单车的车篮上，就那么挂着。
当然，我没忘了正事，我得修车。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问路过的外卖员，他们都开得很快，连着几个都没有停留。但有一个停了下来，然后在相册里翻了一会儿，让我拍下照片，照片里是一个修车师傅的联系方式，“徐师傅，他就在这一片修车”，说完他就走了。
徐师傅的修车店是偷偷摸摸开着的，他自己也跑外卖。他的店在莲花南路，要过一个地道，我大概花了半小时才推到他那里。徐师傅看到车，一脸无奈，我的车很小，他那里没有适配的内胎。
他看我的样子不太像专业的外卖员，便和我聊了起来。我没多说，跟他打听我刚在路上看到的几个露宿者：“刚才路过的时候，地道里怎么睡着几个人，他们干啥的？”
“都是跑外卖的呗，都回不去，也没宾馆住，地道里能躲雨，就住在那里。呶，你看，这个过街天桥上也有几个睡着呢。”徐师傅指着路边的天桥，随意地说着。他好像已经完全适应了整个上海的新秩序，就像一个主人在接待外地来客一般向我介绍沿途风景。
“你得换辆车，你这个跑20km就要充电了，”他认真地说，“你这送外卖，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好好跑，两天就赚回来了。”
其实在徐师傅说之前，我就有这个想法，毕竟要到虹口，没个30公里肯定不行。不过我不打算买新车，觉得弄辆二手电瓶车就行。徐师傅这里，新车大概，二手车开价。最终他答应元卖我一辆二手车，让我到路边停着的一排车去挑一辆，然后换新电瓶。我算是更新换代了装备，重新出发。临走前，我在他的店门口吃了带出来的便当，还从他店里蓄了些热水。徐师傅说：多赚点，到时候车子不用了，再卖回给我就行。
图｜罚单
郑明
17点08分，我离开了徐师傅。
从地道出来，路口已经有警察开始设卡。彼时的我，没有头盔，只有徐师傅给我的一个水果筐——他告诉我许多众包的兼职骑手在这段时间都用这样的简易装备。
还好，警察只看了我的健康码，就放我走了。
经过市中心，每过一个路口就能发现不同人流浪在街头。他们有的在ATM机边上垫起被褥，有的在地铁站门口，铁门紧闭，人们只能在门口寻找一方栖身之地。
快到黄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看到几台ATM机旁铺着被褥，拿着手机拍摄的时候，一位骑手走了过来：“别发抖音啊。”
“怎么了？”我好奇地问。
“这不是抹黑上海嘛，影响不好。”
我诧异地看着他，他20岁的模样，没戴口罩，笑得很欢实，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只好慌忙地收起手机。这怎么能算抹黑呢，我想，强行把这一幕抹去，也无法假装上海和原来一样。只有记录当下发生了什么，才是对说有人的尊重。离去路上我一直在想，无奈、愤怒的情绪就这么生了出来。我开始加速，20迈、30迈……
39岁的郑明是我真正攀谈起的第一个人，见到他的时候已是凌晨。我看他还没睡，就问：“大哥，这里还能睡不，能让我凑和一晚不？”
“你睡呗，没关系。”他说。
喜出望外的我，连忙回到车里拿出了从家里带出来的烤鸡和可乐和他聊了起来。
郑明来上海8年。在成为众包骑手之前，他在后厨做切配，偶尔跑跑外卖打发时间。窝在睡袋里的他戴着口罩，我看不清楚他的相貌，只依稀看出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
自从3月31号从小区内出来后，他便在这个走道内住下了。走道的地面很脏，大概是住得久了，横沿上放了不少空瓶，用来丢放烟头，也放着一些准备就泡面吃的榨菜。
4月份头半个月，郑明和一辆破旧的电瓶车相依为命。没有被褥，他晚上躺在车坐垫上，把脚搭在车头，熬了半个多月。
“过几天就习惯自然了，那个阶段出来的人，都是熬过来的。没地方睡，警察到处查。”郑明说得很轻巧。我看着那辆靠在墙边的电瓶车，很新，但人要在上面睡一整晚，半个月天天如此，真的很难想象。
后半个月，郑明陆续认识了不少类似情况的外卖员，别人看他年纪大，把自己的睡袋给了郑明，就这样，他才算有了住的地方。
郑明没有过问我的职业，只觉得我是一个和他一样居无定所的众包骑手，我们两人的睡袋就隔了50公分，相遇即是缘分。
我好奇他如何解决吃饭问题。郑明说：“3号开始就没有吃的了，到处都关门。4号那天，把我饿得眼睛都冒光了。”4号的时候，浦西才刚封控，店铺都歇业了。郑明说，不仅没吃的，最难的时候想喝水都没地方买。
“钱那个时候是能挣，但是没有吃的了，才发现有钱都不好使。”他话锋一转，又说，“我把精神都集中在挣钱上面，饿一天两天也没关系。”
郑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会绘声绘色地用口哨声描述每天收入的增长。“嗅（口哨声）一下，第一天跑了多，第二天我想再加把劲，嗅，跑了多，我就不断给自己打气，多、多。然后我就定了个小目标，看什么时候能过千，结果最多的一天跑了1……”这时候约莫是10号。
图｜封控期间上海街头一隅
说到兴起，他点起了一根红双喜。“今天早上刚买了一条，平时一条的，现在涨到，还跑了好远才买到的。”但1基本上是他的极限了，人的体力有限，郑明从早上8点出发，一直到晚上10点才回到这里，一天吃一顿。
7号左右，他接到一单从虹口到宝山的代购，他告诉我，那一天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买这么多零食，“那一单十几公里，正好饿的我受不了，那次买了块钱的零食，啤酒、肉、火腿肠买了一大包。后来跑宝山，又买了百把几十块钱的东西。”郑明说。接这几单时，他还没有睡袋，每天穿着羽绒服在车上睡，饿了吃点饼干、八宝粥、火腿肠。
郑明用光秃秃形容彼时的路面，“鬼影都看不到一个路上光秃秃的。但来钱真的快。”
可好景不长，4月中旬，上海两则新闻接连曝出。一是由于运力短缺，政府开始解禁骑手，二是，顺丰小哥一天一万元的收入被大众知晓。
4月18日上海刮了场台风。雨水从空旷处直接打向郑明的“住所”，睡袋被打湿了，他一夜未眠。紧接着，大众的情绪在一瞬间悄然转变。
“之前送货的时候，客气得很。拿水给你，加钱给你，还另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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